扫除“村霸”,斩断灰色治理利益链

今年1月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》下发,开展了10多年的“打黑除恶”,变成了“扫黑除恶”。仅一字之变,专项斗争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。这次“扫黑”的重要性,被提升到“夯实党的执政根基、巩固执政基础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、维护国家长治久安”的高度,重视程度前所未有。

近年来,“村霸”成为一些地方村干部的代名词,广大群众对此深恶痛绝。在多种多样的黑恶势力中,县域村霸是尤难对付的群体。由于县城是一个熟人社会,村霸与县内党政干部往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黑恶势力与打黑者本质上是熟人的关系,这样一来,县域打黑不再是纯粹的讲法制、打了就行,各种利益纠葛、人际关系、政治考量都会成为打击村霸的阻碍。同时,村霸作恶的对象是最基层的百姓,基层政权的黑化不仅破坏了乡村秩序,更威胁着党的执政根基。

如果把扫黑除恶比作一场战争,消灭村霸就是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役。

村霸是依靠强权和暴力欺行霸市、为祸乡里的人。司马迁作《游侠列传》,其中提到的“乡曲之侠”、“闾巷之侠”的身上,就有村霸的影子。《水浒传》中的镇关西是村霸,《白毛女》中的黄世仁也是村霸。可以说,农村的历史有多长,村霸的历史就有多长。

在传统社会,农村地区有士绅与宗族可以与村霸抗衡,于是黑恶势力被约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。进入现代社会,法律与基层政权取代了宗族和士绅,成为维持乡村秩序的主体。制约村霸的力量改变了,村霸群体也相应发生了变化。

中国当前的村霸有几种。最低级的是游手好闲的小混混、小痞子,他们仗着年轻力壮,欺负一些老弱病残,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获取利益。这些人常作为更高级村霸的打手、马仔出现,他们的危害相对小,也最容易受到公安机关打击。比小混混“高级”一些的是地方豪强,他们大多办一个企业作外衣,然后用暴力作为资本和工具,抢夺生意,欺行霸市。这些人看似能量不小,社会根基并不牢固,只要公安机关出手,一般都能解决。

危害最大的则是同时掌握暴力和公权力的村霸,他们不是纯粹的黑色势力,而是跻身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,甚至不少村霸本身就是村干部。他们的盈利方式游走在法律边缘,暴力仅作为一种实力的象征却不轻易示人。这种村霸往往根基深厚,公安机关对其打击的难度非常高。

究竟是恶人当官还是村干部变恶?其实,这是个蛋生鸡与鸡生蛋的问题。村干部把持着村内资源,恶势力则掌控着暴力,在利益驱使下,两者像磁石一样互相吸引,直至合二为一。

村霸闹得最严重的村子多位于开发区和城市近郊,或者干脆就是城中村。受城市扩张影响,这些村子里有大量拆建项目,如房地产工程、修路、建厂房等等。有项目就有赚钱的机会,从工程建设、建材供应到物料运输都是利润率很高的生意,村霸就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暴力,将这些生意垄断在自己手中:他们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兜售建材,强买强卖;或者干脆霸占工程市场,由自己的工程队包揽项目,牟取暴利。

相对偏远的村子享受不到城市化的红利,但村内的一些公共资源依然是诱人的肥肉,有的村子坐拥矿产,有的临近河道、能够采沙,有的开办了集体企业。在权利意识相对淡薄的乡村,这些集体资源怎么使用完全是村干部说了算,偶有反对者,村霸也会以暴力为后盾把他们摆平。

哪怕是在最普通的村子,村干部也能借执行上级政策的机会捞一把,比如把低保户的指标分配给自己的亲人、朋友,再比如发放扶贫款时雁过拔毛—只要他们有肥己的欲望,总能找到赚钱的手段。

除了直接获取经济利益,披上村干部外衣的另一个好处是“结识领导”。一个普通老百姓想要见到镇党委书记,没有熟人引荐的话是很难的;村干部就不同了,在日常开会、领导走访时,他们都能与乡镇领导直接接触。杨修文说,如果管辖的是规模较大的城中村,村干部基本都能和县委书记、县长“说上话”;即便是偏远乡村的村干部,也至少能和乡镇的主要领导保持密切联系。

一个普通的地方豪强要承揽工程,政府会刻意与其保持距离。但是当了村干部、结识了当地领导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村里的项目,村干部可以打着集体旗号优先承包;新修的道路要取道何处,村干部能从领导处提前得到消息,承包沿途土地,坐等高额的拆迁赔偿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村霸与当地领导熟识之后,很容易身兼“公权力的代理人”的角色,获取逃避打击的政治资本,这也是村霸能长期横行乡里的重要原因。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暴力拆迁。当拆迁工作遇到村民不配合的情况时,政府常规的行政手段效率非常低,不少乡镇领导为了尽快完成任务,愿意求助当地的村霸,利用他们“强”和“狠”的特点,快速完成拆迁。村霸们也乐得帮助领导“摆平”问题,获得领导赏识,以赚取更多利益。

基层的许多工作最终都要靠村干部执行,蛮横一些的村干部有时反而效率更高,工作也更容易推动。对一些乡镇官员来说,村霸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治理手段,也是他们完成上级刚性任务的保障。基层官员与黑恶势力间存在的互利共生关系,使不少党政干部默许了村霸的存在,在对其打击的过程中也就“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”了。

打击村霸面临巨大的困难。困难一方面来源于“保护伞”。中国的县城仍旧是一个熟人社会,这一点在体制内部尤为明显。虽然县委书记、县长、纪委书记等几个核心官员多为外派,但县内绝大多数的科级干部都是本地人。他们长期工作、生活在一起,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他们可能是同学、朋友甚至亲戚,至少也是知根知底的同事、熟人。这种熟人社会很容易催生出一种互相帮忙的“默契”—今天我力所能及地帮了你一把,明天我有求于你时也请你多多出力。

这就为黑恶势力提供了机会。为了寻求庇护,也是为了获取更多政治资本,村霸们有无穷的动力攀附基层党政领导,尤其是政法系统的干部。直接的利益输送是最常见的手段,更进一步还可以拉官员入股,这样可以鼓励官员多多照顾他们的生意,比如为他们招揽工程。

有了利益纠葛,“保护伞”就形成了。通风报信、帮助黑恶势力逃避打击只是一种方式,除此之外,为已被逮捕的村霸求情,向公安部门施压,甚至通过政法机关干预司法都是“保护伞”们常用的手法。

除了要防范体制内的“保护伞”,公安部门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在于犯罪证据的固定。村霸们并不傻,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躲避打击。由于纯粹用暴力垄断市场的风险很高,黑恶势力便使用“软暴力”达到目的,比如找一些小混混堵在工厂门口影响生产,或者在建筑工地上搞破坏来阻挠施工。这些行为都处在法律的边缘地带,警方借此搭建证据链十分困难。

许多受害群众忍气吞声、不愿站出来作证,也加大了警方的侦查难度。很多人担心遭到打击报复,不敢向警方说出实情,“现在人人都想当老好人,却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做好人。”万一受害人作了证,村霸却没抓进去,证人的安全会受到威胁。况且,村霸的行为往往构不成严重的刑事犯罪,就算被判刑,关几年就放出来了。牢狱经历给他们“镀了金”,道上的“兄弟”更服他们。到那时,当年作证的群众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

这种顾虑不仅普遍存在于群众心中,甚至影响着办案民警。县城就这么大,黑恶势力稍加打听就能知道,这案子是谁办的。“我把黑社会打掉了,可是我的老婆、孩子谁来保护呢?”在保护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,基层民警压力很大,因为“谁都不想把自己或家人搭进去”。

所以,基层公安部门往往对办案会比较谨慎。只有在发生了人命案子等严重的刑事案件,或是黑恶势力影响特别恶劣、阻碍了地方党委的工作时,才会下手。

长远来看,运动式的打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村霸就像杂草,拔掉一茬又长出一茬,只要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没有清除,村霸就永远打不完。过去的打黑行动,上级部门大多采取分配指标或者纳入年底考核的督促方式,这使得基层公安部门更重视案件数量和逮捕人数。出于政绩的考虑,警方更愿意选择侦破难度低、办案阻力小的案件,而真正有组织、根基深厚的黑恶势力则能通过适时的收手,逃过一劫。

这一次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一样,中央提出,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“拍蝇”结合起来,深挖黑恶势力“保护伞”。要对每起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要及时深挖其背后的腐败问题,一查到底。根据记者的了解,现在许多地方已经形成了对黑恶势力“保护伞”的高压,为村霸求情、通风报信的官员不得不有所收敛,这为公安部门节省了不少与“保护伞”周旋的精力。

随着监察委的设立,村干部群体也将纳入日常执纪监督,这就在运动式治理之外增添了常规治理的手段。但想要彻底解决村霸横行的问题,仅靠监督、打击还不够,最重要的是提升基层治理的能力,彻底切断基层政权与黑恶势力间的灰色利益链条。(杨力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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